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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10-03   作者:左云霞    点击: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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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不能全然自由漂浮,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总还要保留以批判为业的一面罢?否则这个阶层就会彻底沦为社会的盲肠,就会变得生不如死。正因为这一点,只要稍微环顾一下海外的书市,我们就不难发现,恰恰是围绕着作为大众神话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国际知名学府,我们的海外同行,反而发出了广泛而持续的批判。

本报5月15日刊发报道《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披露了不属于身体素质运动类体育项目的“三模三电”(即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却能得到高考加分的情况。不少浙江考生将此作为上大学的捷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而前来顶岗实习的大学生们收获也是丰富的。在汀泗中学实习的张文玲说:“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学校对于老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内涵也在不断深化。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全身心投入将来的教育事业。”有了这样一段与农村教育“亲密接触”的经历,大学生们真正认识了教育的艰辛,也明白了实现教育均衡的重要意义。实习即将结束时,不少大学生表示毕业后会选择农村学校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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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中小学教师的国家公务员身份使得教师职业具有相当高的职业保障和社会地位,是不折不扣“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但是由于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导致部分中小学教师不能够积极投身教育教学,工作敷衍了事。

  《中国教育报》2006年3月28日“研训在线”版发了登崔小春老师《专家,请不要“口事生非”》的文章。文中表达的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崔老师的文章主要是反对专家学者阐发关于新课程标准的“个人观点”,声言“为了新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为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请你们管好自己的嘴,谨防‘口事生非’!”且不说崔老师的言语口气已没有了对专家、学者的“尊敬”,也不说崔老师从哪里学到的话语霸权,连专家学者都不让说话,好像几个“专家”、“学者”一发表不同意见,新课程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了似的。倘若我们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这样脆弱,这样没有生存能力,那就说明我们改错了。其实不然,新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个新事物出现之后,她的生长固然需要精心的呵护和扶植,但更需要诚挚的批评与修正。正如一个人的成长需要诤友一样,批评比奉承更可贵,只有不断地接受批评,改正缺点或错误,人才能逐渐趋于完善,接近崇高。新的课程标准如果得到的都是赞美固然好,但如果有不同意见,且这意见“结合身边实际想想,也确实如此”(崔老师文章语),为了避免“口事生非”而“口是心非”,我们的改革会成功吗?  新课程标准的参与制定者之一巢宗祺先生在《语文课程标准解读后记》中明确指出:“《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还有待通过实验加以修改和补充。因时间紧迫和编写者认识水平的限制,这本《解读》对一些问题可能还没有解说清楚,有些看法、说法可能不一定确切妥当,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老师和专家学者慷慨赐教,以便修正。”看来崔老师的担心是多余了,我们的新课标制定者是欢迎不同意见的。假如大家都缄默不语,“新课程标准”到哪里吸收“修改和补充”意见?  崔老师文章说:“那么多专家、一线教师花了那么长时间,那么多精力,能出这么多显而易见的错误吗?”参与的专家多,花的时间长、精力多就是正确的吗?其实,引发崔老师感慨的不过是两个专家在讲座时发表的“个人观点”。两位专家的意见并非空穴来风,更非“哗众取宠”,而是语重心长。不是么?当前一位专家“列举了许多理由加以佐证,如培养目标与受教育群体乃至社会群体整体素质上的巨大落差,倡导的教学过程和方法与现行的评价制度的反差,新课程实施要求高与教师整体素质不高的矛盾,等等”之后,崔老师“结合身边的实际想想”,觉得“也确实如此”。  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还不许我们的专家说呢?难道要我们的改革就这样“遥远”下去吗?能不能进一步研究一些办法,缩小这“落差”,调和这“反差”,缓解这“矛盾”?比如将培养目标分出层次,以期逐步实现;改变现行的评价制度,以适应新课程标准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加大教师职业素质教育和在职教师培训力度,尽快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如果像崔老师这样消极对待,只许专家学者说“好”,不许说“否”,岂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像“新课程改革”这样“事关亿万学生的成长发展,实际上也可以说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巢宗祺语)的大事,岂能默然无语,视同儿戏!  至于后一位专家的意见,只是说“提法不准确”,崔老师何必“瞠目结舌”?是不是一听到批评就神经紧张,生怕搅黄了这场改革?怎么会呢?教育的改革是世界大趋势,是人才培养的需要,只是在实践的探索中怎样完善的问题。如果像崔老师这样,只许一个声音,势必影响改革的发展进程,甚至使我们的改革畸形发展,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我们吃“不让说话”的苦果是太多了。否定自我是艰难的,但没有自我否定就不可能有自我超越。  《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11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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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戚非子从张在元夫人处了解到其遭遇后,觉得母校做得有些“不人道”,所以写了那篇帖子,希望通过网络和媒体来帮帮张老师。“另外,高校里像张老师这样的外聘人员数量还不少,希望这件事能让大家关注到他们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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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衡阳市以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建设为契机,新建、改建农村远教站点3915个,全市4886个新政村已全部建立远程教育站点。然而,由于部分乡村地理位置偏僻,暂时难以架通互联网络,该市农村远教站点的互联网接入率不足50,严重制约了远教站点作为资源储备平台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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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相如是西安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因为自己是教师,他深知学校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学生每天起码要花12小时在学习上。”侯相如在家自己教孩子的想法,在小禹光没上学前就有了,只是迫于家人反对,才送孩子上了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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